然而，这项技术并非完美无缺。在战区，基站损毁或断电会导致数据中断，偏远地区信号稀疏也会影响精度。更重要的是，信令数据无法解释人们离开的原因——是逃难、返乡还是临时避险。它只能显示谁走了，却无法捕捉背后的恐惧与抉择。更深层的争议在于隐私。尽管数据通常经过脱敏处理，但研究表明，仅凭四条时空记录就足以重识别95%的个体。一旦被滥用，这些数据可能沦为监控工具。

　　在中国，信令数据的使用受到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数据安全法》约束，要求“最小必要”和“匿名化处理”。但在战时环境下，监管往往让位于应急需求。如何在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，仍是全球性难题。一些国家已开始探索“联邦学习”等技术，在不集中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进行分析，以降低泄露风险。

　　展望未来，信令数据在危机响应中的作用只会增强。随着5G基站密度提升，定位精度将进一步提高；与卫星遥感、社交媒体数据融合后，人类流动的图景将更加立体。但技术本身是中立的，关键在于使用它的制度与伦理框架。基辅的60万离城者留下的不只是空荡的街区，更是一个警示：在数据驱动的时代，每一次信号连接既是便利的基石，也可能成为隐私的裂痕。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，而非反过来，是我们共同的课题。